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茶事

《三国志·吴志》记载了孙皓“以茶当酒”的故事：孙皓嗣位后，常举宴狂饮，韦曜酒量不大，孙皓初识曜时特别照顾，“常为裁减，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”。孙皓是吴永安七年（公元264年）接位的，不久，他效法乃祖孙权，把国都一度（公元265—266）年迁至宜昌。孙皓“初见”韦曜的日子，也即是他刚刚做皇帝的头二年。所以，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，很可能是其迁都宜昌时的故事。三国时，孙吴据有苏、皓、赣、鄂、湘、桂一部和广东、福建、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河山，这一地区，是当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。

   西晋的历史不长，但它的短暂统一，这时随政治、经济中心的集中北方，茶的作用，也流传到了北方的高门豪族。如左思《娇女》所说“心为茶荈剧，吹嘘对鼎铁”。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也有很大发展。如杜育《荈赋》所说的“灵山惟岳，奇产所钟，厥生荈草，弥被岗”。

  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，永嘉之乱后，晋室南渡，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，东晋、南朝建康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。这一时期，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，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。如《齐民要术》的引文，其称“浮陵茶好”。《北堂书钞》：“武陵七县通出茶，好。”《齐民要术》中所说的“浮陵”，当为“武陵”之误。这两条资料共同都称，武陵出产的茶“好”。东晋前期常璩《华阳国志》是记述汉中、巴蜀和南中等历史、地理情况的一部专著。其中关于记及各地出产茶叶的资料，主要有这样几条：涪陵郡，“惟出茶、漆”；什邡县，“山出好茶”；南安、武阳，“皆出名茶”；平夷县，“山出茶、蜜”。可见在三国和西晋时，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。　

　　西晋时，茶已成为某些达官贵人用以标榜节俭和朴素的物品。如《晋中兴书》载陆纳尚茶的故事 “陆纳为吴兴太守时，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。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，不敢问之，乃私蓄十数人馔。安既至，纳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馔，珍羞毕具。及安去，纳枚俶四十，汝既不能光益叔父，奈何秽吾素业。”随北方土族的南迁，在东晋时，建康一带，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。如刘宋时的《世说新语.纰漏第三十四》，“时贤共至石头（今南京地名）迎之，犹作畴日相待，一见便觉有异，坐席竟下饮。”又如《南齐书.武帝本纪》载，永明十一年七月，齐武帝临终时诏称：“我灵上慎慎勿以牲为祭，唯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，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。”通过用诏谕的形式颁布全国，无疑对饮茶风俗的一大推动和促进。

由于东晋、南朝统治阶段“借重茶叶”的需要，从而使和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，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。如《神异记》载：“余姚入虞洪，入山采茗，遇一道士，牵三青牛，引洪瀑布山，曰：“……山中有大茗，可以相给，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，乞相贵遗也”。《永嘉图经》载：“永嘉县东三百里，有白茶山。”《吴兴记》称：“乌程，县西北二十里，有温山，出御荈”。由上可见，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，由浙西进面扩展到了今温州、宁波的沿海一线。不只如此，如《桐君录》所说，“西阳、武昌、晋陵皆出好茗”，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，其茶出宜兴，表明东晋和南朝时，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，也著名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