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为茶之父。茶和茶具是珠联璧合的文化载体，茶具的直接视觉感受成为茶之品饮的先导。范仲庵的“黄金碾畔绿尘飞，碧玉瓯中素涛起”，梅尧臣的“小石冷泉留早味，紫泥新品泛春华”，苏东坡的“潞公煎茶学西蜀，定州花瓷琢红玉”，等等，都是借茶具之美烘托佳茗之精。如果茶具粗俗不堪，品饮时就会大煞风景，情趣大减，故古人诙谐地比喻说“茶瓶用瓦，如乘跛马”。

茶具一词，早见于西汉王褒《僮约》中“烹茶尽具”四字。但是“具”的形状、质地和用途都不得而知。晋代，士大夫们嗜酒饮茶，崇尚清谈，促进了民间的饮茶之风渐兴。到了唐代，朝野上下无不饮茶。在佛、道宗教的影响下，茶还成为款待客宾和祭祀神佛、祖先、亡灵的必备之物。陆羽在其茶叶专著—《茶经》中专门讲到了茶具：把采茶、制茶的工具称为“具”，把煮茶、饮茶的工具称为“器”。随着饮茶方法的改变而改变，茶具也不断出现新的品种。现在所说的茶具，一般是指煎煮、品饮茶的各式器具。

茶具与陶瓷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随着人们对于烧陶火度技术的掌握由低级发展到高级，陶器也经历了土陶－硬陶－釉陶的发展过程。釉陶火度再加高，就可以烧成比陶器细润光亮的瓷器了，陶茶具也就逐渐为瓷质茶具所代替。从晋代开始，青瓷茶具生产较多。南方是当时青瓷的重要产地；在北方，则出现了白瓷茶具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品定说：“碗，越州上。”越州的茶具，就是指今天浙江余姚、上虞一带越窑的产品。当时，南方烧瓷技术超过北方，岳州窑的彩瓷、四川大邑窑的白瓷茶碗都很有名。大诗人杜甫称赞了大邑窑：“大邑烧窑轻且坚，如叩哀玉锦城传。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”

宋代的烧瓷技术又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全国形成了官、哥、汝、定、钧五大名窑。它们的产品瓷质之精，釉色之纯，造型之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。还有陕西铜川的耀州窑，也以其胎薄、釉色绿青中带黄为一大特征，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宋代出现了专为斗茶而用的茶具——兔毫盏。福建建窑的兔毫盏直径一握，釉黑青色，盏底有向上放射状的毫毛纹条，内出奇幻的银光，异常美丽多变。用此盏来点茶，以茶面泡沫纯白，着盏无水痕，久热难冷者胜。兔毫盏还以黑白相映，对比强烈而名重一时。苏轼的“来试点茶三昧乎，勿惊午盏兔毛斑”，杨万里的“鹰爪新茶蟹眼汤，松风呜雪兔毫霜”，陈蹇叔的“兔毫瓯心雪作泓”，黄庭坚的“兔褐金丝宝碗，松风蟹眼新汤”，对宋代这一极富特色的茶具都作了生动的描写。

元代，青花瓷茶具声名鹊起，因为在白瓷上缀以青色纹饰，既典雅又丰富，和茶文化内涵的清丽恬静很一致。青花瓷在烧制技术达到一定高度后，又在艺术造型上不断追求，把流嘴从宋代的肩部移至壶腹部，受到了国内外的推崇。日本茶道开山之祖村田珠光（1423～1502）喜爱这种青花茶具，后来日本就把它定名为“珠光青瓷”。

从元到明这一时期中，与瓷茶具同时发展的，就是至今不衰的宜兴陶了。由于明代把宋以后的“蒸青”进一步改为“炒青”，饮茶方法从煮饮变为泡饮，为宜兴紫砂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。“景瓷宜陶”，并驾齐驱，紫砂陶与瓷器相互竞争，发展迅速，茶具的范围也有了拓展。据明末周高起的《阳羡茗壶系》中记载，紫砂壶的创始者是金沙寺僧，正始于供（龚）春，供春是学使吴颐山的家僮。明正德年间，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，供春暇时仿老僧制壶，做了一把银杏树瘿壶，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，但原盖已失。

茶具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在多样化方面不断增强其艺术性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在品茶的过程中，欣赏各式的茶具就成为一项自然衍生的程序，一种愉悦的审美过程。